在摄影作为先锋艺术的时代

由窗口洒落的明亮光线里,并立着两位年轻的女郎。她们一个目光迷离地看向光晕,另一个则凝视着我们,双臂环抱腰间,表现出一种对抗与挑战的意味。这是一件大胆的,颇具现代感的摄影作品。画面中的她们是女权主义者吗?又或者,这是一张来自朋克年代的照片?并非如此!这张肖像照由克莱门蒂娜·哈登(Clementina Hawarden)在1863年左右拍摄,主人公是她的两个女儿,伊莎贝拉·格雷斯·莫德与克莱门蒂娜·莫德。虽然相机早已应用于实验当中,但作为一种将画面永恒记录的方式,摄影在那时还只是一片仅有约25年历史的新兴领域。1851年,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切尔(Frederick Scott Archer)发明了火棉胶湿版摄影术,为这一年轻的领域开启了新纪元。这种摄影术使用涂有硝酸银的玻璃底片,有了它,哈登女士才可能为她的女儿们拍下如此明亮、清晰的照片。这是多么地不可思议!一次又一次,在这个迷人的展览中,你会发现照片中的人们是那么地栩栩如生。他们被火棉胶摄影术如此真切地捕捉下来,仿佛仍然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68,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藏这张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肖像由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在1868年拍摄,那时距达尔文凭借《物种起源》一书声名大噪已过去了将近10年。当时,在怀特岛度假的达尔文一家恰巧租住了卡梅隆的房子。于是,卡梅隆便抓住了这一良机,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使之流传后世。这张照片一如她其余的作品,尺幅很大,并且有着微妙而丰富的焦点,照片中的达尔文看上去就像是被保存在银色液体中一样。你能看见他眼里的光芒,看见他黑色的瞳仁在略显厚重的眉峰下向上转动,这无疑是一个属于思考与内省的时刻。当达尔文为了等待拍摄而静坐不动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思考吧。或许,他正在思考下一本书中如何阐述人类进化之路。那是达尔文真实的眼睛,内中亦闪烁着真实的光芒。它们并非来自一个艺术家的印象抒发或是画家笔下的再创造。自摄影艺术诞生之日起,它与传统“艺术”间的关系一直引发争论,毕竟摄影在形式上表现为利用化学物质来记录真实的画面,这与传统“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1840年代的先锋人物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将这一创作新方式称为“自然之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似乎也能够记录下自己的艺术印象了。

《第二男爵丁尼生》(Hallam Tennyson, 2nd Baron Tennyson),1857,刘易斯·卡罗尔,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藏这场展览聚焦于1860年代前夕的一群英国摄影师,他们都使用效果逼真的火棉胶湿版摄影术,他们自视为艺术家,并力图展现这一新技术的美学力量。展览所想要传达的观点很有说服力,那就是哈登和卡梅隆,以及出生于瑞士的英国摄影师奥斯卡·雷兰德(Oscar Rejlander)和牛津的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原名Charles Dodgson),他们不仅是同时代人,也是交流见解的朋友和互较高下的对手,他们更应被视作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前卫团体。他们甚至会互相开玩笑。据说,卡梅隆曾乞求意大利叛军英雄加里波第(Garibaldi),想为他拍摄一张照片,可是遭到了拒绝。雷兰德听说后便将自己装扮成加里波第的样子,并为卡梅隆“自拍”了一张作为安慰奖,令人忍俊不禁。

《生活的两种方式》(Two Ways of Life),1856-7,奥斯卡·雷兰德1875年,雷兰德更以一件充满野心的巨幅作品在曼彻斯特艺术珍品展引起轩然大波。作品的画面上充斥着裸体、赌博和其他常见的罪恶,雷兰德自己也现身于这幅名叫《生活的两种方式》的作品之中,在美德与放荡之间抉择不定。这一作品表现出了对于法国画家托马斯·库图尔(Thomas Couture)1847年所作的《颓废的罗马人》(现存法国奥赛博物馆)的强烈回应。事实上,整场展览都和奥赛博物馆遥相呼应。它让我们相信,在维多利亚时代艺术中最扣人心弦的是摄影艺术。那时,英国的绘画艺术在关于拉斐尔前派没落的闲言碎语中日渐沉沦,而在巴黎,以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为首,一群卓越的先锋艺术家们正开创着现代艺术。如果你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找到与马奈相匹敌的伟大艺术,你可不能去画家的工作室寻觅,而要将目光转向卡梅隆和哈登,去看一看他们镜头下那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艺术。这两位女士无疑是这场展览中真正的明星。她们拍摄的照片更大,更富想象力,也更为大胆。她们使镜头下的人们展现出一种原始的真实,这不只是火棉胶摄影术的功劳,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拥有一双敏锐通透的慧眼。

《摄影习作:克莱门蒂娜·莫德》(Photographic Study:Clementina Maude),克莱门蒂娜·哈登(Clementina Hawarden),1863,伦敦V&A博物馆藏哈登所拍摄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给人以一种超越时间的亲近感,同时,她也赋予画面主人公一种神奇的自主性。她们是女权主义者,画面略显阴森的气氛又烘托出了哥特式的感觉。1863年前后,在拍摄一张名为《摄影习作》的照片时,哈登让一个年轻女孩靠在镜子旁边,这样在照片中就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她。那个“真实”的她被呈现为一个忧郁的侧影,而那个镜面中的她则隐约展现了完整的面部。照片的画面效果非常吸引人,我们仿佛亲眼见证了那个年轻女孩忧郁的内省。

《赫伯特·达克沃斯夫人》(Mrs Herbert Duckworth),1867,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哈登那清晰却又富于阴影的摄影作品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未完待续的故事,代表了女性对于真实自我的自由展现。她们中没有人看上去无忧无虑,所有人都透着一股有些古怪的无畏。这些照片也正是1970年代美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作品的先声。作为由女性创作的女性肖像,这些维多利亚摄影师的颠覆性创作可谓是前无古人。

《山中女神 甜蜜的自由》(Mountain Nymph, Sweet Liberty),1866,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卡梅隆不仅以早期女性艺术家为榜样,她渴望着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伦勃朗:她的肖像摄影体现出了与巴洛克时代的大师之作一争高下的自觉。在肖像画领域,男性艺术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和乔治·费德里科·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最高水平。而卡梅隆摄于1866年的杰作《山中女神 甜蜜的自由(基恩夫人)》,借由画面分辨率与暗示性的微妙融合,迫使我们与照片主人公面对面。我们不禁被照片中人的目光牢牢吸引,她的思想于我们,就如同她蜷曲的发丝一样真实清晰。正是肖像作品中所蕴藏的对于人性神奇之处的敏锐感知,使卡梅隆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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